在这个创下新纪录的跨年元旦档
《年会不能停！》是绝对的黑马，不但快速逆袭
拿下票房冠军，还在观众苛刻地审视下
拿到了豆瓣8.2的高分
“说实话，目前的票房基本是在预料之中的。当然不是说具体数字，而是说之前电影粗剪出来做过观众测试，效果就挺好的，跟上映以后呈现出来的差不多，甚至现在比测试的时候感觉还要更好一点。”坐在公司的会议室里，导演董润年一边把玩着一个银色的指尖陀螺，一边和《中国新闻周刊》聊起自己执导的《年会不能停！》，看上去放松而平和。前一天晚上，他刚刚结束第二轮的路演回到北京，电影上映了一周多的时间，已经在这个创下影史新纪录的跨年元旦档里稳坐贺岁票房冠军，豆瓣评分也从开分的8.0上升到了8.2。
制片人应萝佳倒没有如董润年这般的波澜不惊，她的心情更像是从一辆跌宕起伏的过山车才下来一样职场交流与矛盾剧本，尚未完全平静，但总算长吁了一口气：“我真正踏实下来是看到（票房）地图。第一张我们把北京（票房）占下了，我心里动了一下；第二张又加了个上海，我突然间觉得这事儿有希望。果然后面的速度很快，朋友不断地发地图给我，说又‘攻占’了哪，我就有信心起来了。”在此之前，她始终处于一种焦灼的状态中，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因为大家对喜剧商业片没有那么宽容，喜剧要让最普通的观众笑，肯定得是通俗易懂的，通俗易懂就会跟评价体系之间产生一些距离，所以我觉得豆瓣评分应该也不会很高，六点几就算不错了。”
而更早之前，董润年最初产生创作想法的时候，应萝佳甚至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倘若按照她的意见，这个创意会被当作一个普通项目布置给公司的年轻编剧去写，然后找到一个愿意接手的导演拍摄：“我觉得那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电影，只是我没打算让他（董润年）做。”
不过后来，当董润年因一度陷入创作困局而想过放弃时，应萝佳却变成了《年会不能停！》最为坚定的支持者。她开始主动地推进起这个已经耗时四年、几易其稿的项目，拉着董润年一遍遍聊剧本。2021年的9月，他们开了一场持续五天的头脑风暴会，准备发起一次孤注一掷的冲锋——“如果能够突破就继续做，如果突破不了就先做别的”。结果五天以后，故事真的找到了豁然开朗的出口；又过了十天，一个无比接近于最终面貌的剧本初稿诞生了。
《年会不能停！》导演董润年。本文图/受访者提供
“年会”的诞生
《年会不能停！》最早的一版大纲，是董润年2017年写下的。那时候的故事，还是讲述一个发现自己可能将要被裁员的年轻人，为了保住工作，跟公司里同样不受待见的几个员工一起组团排练了一个节目，希望通过登上年会舞台而获得领导赏识。
“2015年，迪士尼想做一系列华语电影，找到了我。我创作了一个中国本土的超级英雄故事，而且通过了他们总部的绿灯会，但是后来迪士尼突然又进行了战略调整，不再做英语以外的直接投资，那个片子最后就束之高阁了。当时一下子有点迷茫，不知道自己后边要做什么。”在这个意外的彷徨期里，与朋友间的闲谈偶然触发了董润年的灵感，他发现那些在互联网大厂里的人们经常吐槽工作中的各种人和事，遇到时糟心烦恼，讲出来却像笑话一样。“职场上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一个社会关系，甚至是我们生命中占比最大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跟同事相处的时间加起来可能比跟家人还要长。而这些关系其实最后都会回到自身，你会发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怎么面对自己，这正是我一直特别想去探索和表达的。”
只是写出来的大纲并没有让他满意，总觉得故事还不够新鲜，对职场的展现也不够全面。恰好此时，董润年头脑中的另一个创作想法已臻成熟，于是便索性将这个没有头绪的年会故事暂时放到了一边，等到那部电影拍完才重新捡起。“2019年做《被光抓走的人》的后期过程中，又继续写剧本，写了好几稿，已经有完整剧本了，主人公的性格比较接近现在白客饰演的马杰。但那个故事还不是我真正想讲的，它的深度和广度都有问题。”
应萝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被光抓走的人》上映之后，她和董润年休了个假，在旅行的城市散步时会经常聊起《年会不能停！》的故事创意。“一次在一个居民楼底下，我俩还大吵一架，吵完之后我说我走了，我要买机票回去。”
转机在2020年第一次出现。刷微博时，董润年无意间看到一条新闻，北京的一栋写字楼在安全检查中发现了一个流浪汉。白天的时候，他把自己锁在储藏室里，等到晚上下班以后，再去茶水间里找吃的，他甚至清楚哪个区域的哪些部门不加班，拼几把椅子就可以在那里睡觉。用这样的办法，流浪汉在写字楼里住了一个多月，期间有人看到过他，但都没意识到他不是公司的人。“这个新闻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像这些企业，都是最聪明的头脑聚集在一起，采用最先进的管理方法，竟然还会让一个人混了进去。我开始有点明白我真正想去讽刺的东西是什么了，原来现实生活如此荒谬，再严密的体系，也有缝隙。”
就这样，一个名叫“胡建林”的主人公开始出现在董润年的笔下：他是一家大型集团下属分公司的员工，因为被甩锅，分公司遭到集团整体裁撤，他被同事推举为代表前来找董事长申诉。然而阴差阳错，他找错了人，被他误认作董事长的人其实正是陷害他们的幕后黑手，结果他被扔到了荒郊野外，身份证、手机、钱包也都丢了。但任务没完成，他也不能就此回去，所以只好偷偷潜伏回集团，像新闻里那个流浪汉一样在写字楼住了下来。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自己根本接触不到董事长，公司的等级太森严了，唯一的办法只有等待年会召开。
不过，这版剧本仍然存在着一个令董润年百思不得其解的漏洞。“现在这个时代，你总是有办法把一个真相曝出来的，不管通过互联网还是什么。我替胡建林想了很多原因，（解释）他为什么不用其它办法。但总感觉这些都是补丁，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2021年春节左右写完（这版）就又放在那儿推不动了，中间一度觉得确实太难了，恐怕写不出来了。”
董润年是天津人，从小听着相声长大的，直到现在他还能记起当地电台每天下午都会从三点开始一直播送相声节目到晚上。不管传统段子还是新编节目，他都听了无数遍，几乎所有包袱都刻进了骨血中，无从遗忘，随时随地可以迸出来。于是，在那次历时五天的头脑风暴会上，两段记忆里的相声终于像是一支路标般，将所有逡巡已久的困局导向了一个属于它的光明坦途。
“大概聊到第二天的时候，我想起了牛群冯巩的《小偷公司》，我觉得那是讽刺官僚主义的喜剧里最好的代表作之一，特别是最后那一句太牛了，点睛之笔。我的脑洞也突然打开了，又开始想起另外一个相声——《连升三级》。”这是相声大师刘宝瑞1955年创作的一个单口作品，讲述了一个名叫张好古的纨绔子弟，目不识丁，游手好闲，却异想天开地进京赶考，却由于皇帝和官场的昏庸虞诈，不仅金榜题名，还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借鉴于这段相声，董润年一下子想明白了《年会不能停！》应该遵循的故事结构：就讲一个被错误调动的闯入者，因为公司里的人各怀心思，于是将错就错，得以一路升职。
只用了十天时间，董润年便完成了新一版的剧本。再后来，他又想起了一段传统相声《扒马褂》，就在原本“胡建林+马杰”的双男主之间再加了一个女性角色，构成最后的三人组形态。至此，这个屡经变化、险些胎死的故事终于在漫长的延宕之后定型了。
《年会不能停！》剧照：（左起）白客饰马杰、大鹏饰胡建林、庄达菲饰潘怡然。
编剧确实上过班
董润年是中国传媒大学99级影视导演专业科班出身，一毕业就入行做了编剧。对他而言，创作《年会不能停！》这样一部作品，最大的风险在于如何准确把握和呈现一个真实的职场，让大多数有着亲身经历的观众能够信服。“职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宽广的命题，电影的篇幅有限，从哪个维度上去展现，从哪个切入点去展现，这是很难的。影视创作者很多都是自由职业者，一手经验少，也给创作带来了很大难度。”
为此，从第一版故事大纲开始，他便花费了大量时间去采访各行各业的职场人，他们有的来自互联网大厂、有的来自事业单位，还有的是工厂里的工人。后来公映的成片开头主创名录里有一栏顾问，写的就是其中一位受访者，也是董润年的高中同学，在几个大厂里做过人力资源总监，为电影提供了大量可资参考的素材和感受。
应萝佳也参与到了这次的编剧工作中，她不仅会在许多方向性的问题上给出一些意见，还会在董润年完成每一稿剧本后上手修改，尤其是对许多职场细节进行准确的把控。“应萝佳其实职场经验蛮丰富的，很多人后来说编剧没上过十年班写不出来（这个电影），她确实是上过二十年班的。她从2003年开始上班，去过影视公司、广告公司，也去过杂志公司，到2013年我们自己成立了工作室开始创业，等于从助理到普通员工、中层再到老板，她都经历过。”董润年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些喜剧的点子同样来自于应萝佳，其中就包括片中那个影响全局的“广进计划”。一开始，这个“裁员”广进的谐音梗名字并不被董润年接受，但后来发现似乎也没有更好更合适的选择了，仿佛对于整个故事来说，这四个字有如命中注定一般。
而在现实维度的悄然变化中，“广进计划”也充满机缘地击中了观众的集体情绪，那些看着剧中角色丑态百出而哄堂大笑的人们，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苦笑着自己的实际处境。创作过程中的采访里，董润年就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微妙的反馈。“最早采访的时候，大家抱怨的东西差不多，加班啊、厚脸皮同事抢功劳啊、跟领导之间的矛盾啊，但当时虽然抱怨，大多数人对未来还是充满着希望的，觉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了后来再做采访的时候，面对不平的豪言壮志没有了，隐忍的话越来越多，大家开始担心自己的工作能不能保住。”
应萝佳觉得，电影与观众的共振一方面是他们努力追求的结果：“我们也生活在这个时代，（创作）过程里为什么一稿一稿地推翻，其实也是在行进中捕捉我们时代的情绪。包括拍摄过程中也在调整，甚至到后期还有调整，我们尽量地保证至少在当下是平行（现实）的。”对此，董润年的看法是相似的：“确实在剧作的阶段，我们会考虑观众心态的变化职场交流与矛盾剧本，因为电影本质上还是有当下性的一个艺术作品，要不就是记录时代，要不就是刚好贴合时代的表达。”
而另一方面，这其中也有着运气的成分。“我们没有办法追热点，因为当我们去追热点的时候，它一定是冷饭，我们的出发点只能是自己的好奇心。”应萝佳说。
一定程度上，《年会不能停！》的整个筹备和制作过程，的确有着许多美好的运气加持。这是董润年的第二部导演作品，之前的那部《被光抓走的人》在票房和评价上并不算太成功，但当《年会不能停！》递到投资者面前时，却未遭遇什么困难，很快便完成组局。演员邀请也十分顺利，大鹏和白客接到剧本后都只用了一天就决定出演，童漠男、石介甫等脱口秀演员甚至在剧本讨论阶段就参与进来了，黄渤更是为剧组推荐了六兽等《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优秀选手。
但如果就此说这部电影完全是天时地利又并非尽然如此。拍摄筹备是在2022年9月开始的，等到真正开拍，组里的上上下下陆续病倒。最波折的还是宣发阶段，本来做完观众测试，主创们都很兴奋，未承想困难尚未浮出水面。“因为这是导演的第二部作品，大家还不太有认知，这个片名也比较难让人对它有所想象。包括比较难受的一个地方就是预告片。”应萝佳说。董润年也说，每次的预告片剪出来，大家总觉得还差点什么：“这个片子的预告片特别难剪，它的很多搞笑效果是经过铺垫、对人物行程理解以后才慢慢起作用，单独任何一个段子剪出来都没有那种效果。”
事实也验证着董润年的预判。如今去到豆瓣等平台翻看该片的几支预告，依然可以看到网友当时的留言，“肯定是烂片”“感觉要扑”等评价比比皆是。这无疑与上映之后的反馈截然两极，以至于看完电影以后还有观众回到了预告片的留言区，对当初的那些差评做出回复——“脸疼吗？”
《年会不能停！》剧照。
搞笑只是一个附加值
网友投向预告片的保守和冷遇，实际上也来源自对喜剧整体的缺乏信任与信心。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算是一种“创伤后遗症”，许多年来一些所谓的喜剧以廉价的招数和悬浮的叙事，消耗了观众的热情与耐性，人们不再轻易期待坐在电影院里能够畅快地笑出来了。
董润年是清楚这种现状的，但他还是从一开始就决定将《年会不能停！》做成一部喜剧。从业二十年，他的创作列表里有一半都是喜剧作品，代表性的包括《厨子戏子痞子》《心花路放》和《疯狂的外星人》。“个人创作习惯上我很喜欢喜剧，最早做编剧也是从情景喜剧开始的。而且我作为天津人，确实有一种幽默的本能，这种本能不是说笑话，而是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喜剧就是一种价值观，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它真正的来源在于你如何去看待那些让你恐惧或者苦难的事情。”
在他看来，所有东西在逻辑上其实都可以用喜剧的方式呈现。还在传媒大学读书时，他就有意进行一种创作游戏的尝试，无论表演训练还是舞台作业，他都会和同学一起在排练的时候做喜剧化的即兴改编。这样的游戏在此后二十年里也一直保持着。他经常会在写作过程中从剧本里暂时跳脱开来，旁逸斜出地编上一段喜剧外传。他渐渐发现，这不只是一种创作实验，也是自我检查的一种有利方式：“喜剧是通过归谬法和极致的推演，把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荒谬困境展现出来。有时候，当你特别认真去写一个东西，你容易陷在一个自以为准确的逻辑里，自我感动，里边的bug、一些情感和行为上的矛盾，不太容易发现。喜剧化的改编，实际上就是强迫你自己去找这里边荒谬的地方，哪一部分之所以能改，是因为这个部分其实是有逻辑问题的。”
相反的是，在创作真正的喜剧时，董润年又往往会先进行正剧化的处理。“喜剧一定是解构的，解构某种东西的时候会产生反差和荒谬，也就产生了笑点。当你奔着喜剧去写的时候，你是写不出来的，因为你在试图用建构的方式写笑点。”《年会不能停！》即是如此。董润年首先采取了一种佳构剧的形式统摄整个故事框架——这是一种流行于19世纪欧洲的戏剧样式，以情节为剧本中心，擅长利用巧合与误会推动故事前进和吸引观众，这类戏剧通常会设置某种秘密，观众清楚而剧中人一无所知，直到最后才真相大白，帷幕落下。通过这样的搭建，他为《年会不能停！》找到了一个扎实、完整的基底，并且先行确立起了文本之下的表达指向。所有的笑点只不过是这个结构基础之上的文心雕龙和锦上添花，它们不再来自语言本身或者戏谑表演，而是故事冲突下自然形成的。
拍摄的方式与之类似。面对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喜剧演员，董润年给所有人的要求是不要试图进行任何夸张或者程式的喜剧表演，而是去呈现一个正常人在生活里的正常反应。到了后期剪辑，整体的完整度也优先于一切，接近三个小时的粗剪在向不到两个小时的成片精简时，剪掉的全部都是搞笑桥段。
“先给观众讲一个完整的有表达的故事，搞笑只是这个东西的附加值。”董润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如今的成片，他最满意的地方就是尝试了比一般喜剧电影更多的镜头数量和更快的剪辑节奏，这意味着它给出或者埋藏了足够丰富的信息量，是一个值得挖掘的作品。应萝佳也认为，只有这样的喜剧才立得住，甚至可能成为经典。对此，她还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你看《老友记》如果形成一个故事梗概，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喜剧，但它却是最普世的一个喜剧作品。”
市场的回应最终证明了所有这些创作的理念，都是正确而有效的。《年会不能停！》呈现出的流畅、真实和准确，得到了多数观众的认可，一时间“打工人嘴替”成了普遍评论中对其最大的褒奖之辞。而它不刻意而为的搞笑也为观众所接受，豆瓣条目下的一条热门短评称：“还能看到一部不靠屎尿屁、无厘头造笑点的作品实属不易。”
而在更深的层面上，董润年觉得经由《年会不能停！》实践的创作态度与方式，或许也是当今时代给所有电影工作者提出的一道必答题的答案：“现在的创作都面临一个问题，传统的共识被打破了，电影必然要对受众的认知以及关于社会的理解与想象起到呈现作用。到底要讲什么，创作者自身对此是否理解和相信，这是电影创作真正的重点和核心。不把这个事儿想清楚，很难真的跟观众去交流。”
2023年12月30日，《年会不能停！》济南路演现场。
喜剧创作变得更难了
其实中国电影并不缺少喜剧的基因。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劳工之爱情》《王先生》《李阿毛》等无声短片就开创了滑稽喜剧的先河；四十年代，由郑君里导演的《乌鸦与麻雀》成为讽刺喜剧的代表，这条脉络在之后十年继续绵延，产生了《三毛流浪记》《新局长到来之前》《今天我休息》等一系列佳作；八十年代以后，在思想解放与文化革新的过程中，喜剧类型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既有《二子开店》《父与子》等都市喜剧，也有《顽主》《大喘气》等调侃喜剧，更有《错位》《黑炮事件》等黑色幽默的作品；等到了九十年代，以冯小刚作品为代表的喜剧则成为了商业票房的一剂灵药，奠定了此后延续十余年的市场格局。
只是近十年来，虽然仍旧不乏优秀的喜剧之作，更多以笑为名的电影却成为了被观众耻笑的闹剧。并且，在电影数量越来越多、作品面貌越来越丰富的局面中，喜剧作为一种类型的存在感似乎也在迅速衰弱。
在董润年看来，如今的喜剧创作确实变得更加困难了，一个直接的原因便是愈发多元的娱乐方式尤其短视频的兴起构成了挑战。“我也是重度短视频依赖者，差不多每天都会刷六七个小时，拍戏的时候才下降到四个小时。我相信普通互联网使用者中一个很大的比例是刷各种搞笑小视频，所以观众的喜剧阈值被极大地提高了，创作者也很难写出观众没看过的段子了。”
艺术乃至社会思潮的转变则是一个更为根本的因素。“喜剧的本质是解构权威。过去三十年，可以解构的东西基本上已经解构得差不多了，现在再解构任何东西对观众来讲都不新鲜了。所以这几年，现实主义的创作在爬升，无论数量还是受欢迎程度。我感觉，我们进入了一个重新建构的时代。”
《年会不能停！》也被导演董润年视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即使许多对这部电影的称赞中，也会就最后年会召开时的高燃段落持有“失真”的批评。“这个美好的结局跟现实似乎无法匹配，所以觉得电影好像一个童话。我的理解是，这是对现实的一种不满，提出这样批评的人恰恰内心是希望有一个美好结局的。”董润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自己的设计中，这个看似圆满的结尾其实是留白的、开放性的：“董事长说‘会让那些本不该失去工作的同事们回来的’，但哪些是本该的、哪些是本不该的，最终解释权还是在集团手里，我们也没有表现最后谁回来了谁没回来。”
这样的处理当然有着现实条件下的权衡考虑，却也不违背董润年的初衷。“一个相对温暖的结局是我一开始就想要的。我认为商业喜剧片跟观众之间是有契约的，不应该背刺观众。它允诺观众的是，看完以后开心地离开影院，得到一种安慰和满足。而且我的目的也不是单纯为了讽刺、批判，我希望在讽刺批判之后，观众能从中得到某些去面对或者去改变的力量。”
董润年唯一承认的一处有所美化的地方，其实是电影开场的部分——老工厂里喜气洋洋开着联欢会，还是一个青年钳工的胡建林意气风发地唱着歌，收获了爱情。那是1998年的元旦，是胡建林的幸福时光，看上去也是老工厂的美好年代。
这当然来自董润年的某些私人记忆，小时候他父亲的厂子里就开过这种元旦联欢会，比起如今各大公司辉煌的年会，朴素而又温暖。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个年代中的所有工厂真的和镜头中一样金光灿灿。
在那年之前，也就是1997年的春节过后，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韩三平找到了正处于灰暗之中的冯小刚，建议他拍一部反映下岗工人再就业的喜剧。冯小刚的第一反应是，这样的题材有人看吗，下岗工人是没有心情去看电影的，在岗的人又不能理解下岗人的心情。但他需要这个宝贵的机会，他想起了王朔的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决定用它来改编。
于是，在1998年元旦即将到来的时候，一部名叫《甲方乙方》的电影上映了，400万的成本，3600万的票房。一个现今观众最为熟悉的喜剧时代就此开始了，也是打那儿起，中国大陆有了“贺岁片”的概念，并开启了一个属于它的黄金时代。
发于2024.1.22总第112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年会不能停！》：笑声背后的秘方
记者：徐鹏远（xupengyuan@chinanews.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