昼夜颠倒，时常哭泣自责，吃大量精神药片；一遍遍重复打游戏，昏天黑地翻看漫画；情绪失控时会砸碎窗户甚至殴打父母……
这样的生活对田中来说，一晃就是8年。像他这样的人在日本被称作“蛰居族”(Hikikomori)，随着人数不断增多，这个词汇也逐步被大众所知晓。
田中生于1980年，算是日本最早的一批蛰居族。他毫不避讳地向《凤凰周刊》回忆起自己曾经的“变态”生活——8年间，他只偶尔去过家附近的便利店，除此之外都在“家里蹲”。
按日文字面解释，蛰居族意为“退隐、抽离”和“隐蔽、社会退缩”。日本政府将那些近6个月里一直宅在家，除了家人不与任何人互动的人定义为蛰居族。这种现象在1978年第一次被定义为“退缩性精神疾病”，1980年代日本出现了较早一批“不上学”的蛰居族，直到2000年成为国际性话题，2010年作为一个外来词被添进《牛津英语词典》中。如今这个群体人数被认为高达上百万。
为了拯救这群快要消失的人，一个新的群体应运而生——“租赁姐姐”和“租赁哥哥”。他们不是职业医师，所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角度去倾听苦闷并进行开导，让蛰居族早日回归社会。
“每次访问都堪比电视剧”
每次朋友聚会，当真希（化名）说出自己的工作是“租赁姐姐”时，总会招来他人异样的目光，甚至被喝多酒的男性调侃说，“什么？租赁小姐？！”
即使在日本，这份职业也鲜为人知。但实际上，为蛰居族提供支援的“租赁姐姐”服务早在十年前就上线了。自1998年起，总部位于大阪的非营利组织“New Start”开始经营这项业务。当时这些姐姐们以访问活动的名义去蛰居族家中拜访，一周大约登门1-2次。
“New Start”组织的一名工作人员向《凤凰周刊》介绍说职员职场恋爱韩国完整，该组织每年接受的咨询案例达400多件。很多蛰居族父母因无法劝说当事人走出家门，只得寻求“租赁姐姐”帮忙。
租赁费用也不算便宜，一般以12次登门访问为一个“疗程”，共计20万日元（约合1.2万元人民币），租赁合约一般会持续1到3年。“租赁姐姐”和“租赁哥哥”虽然没有专业的医生执照，但会接受非营利组织（NPO）的培训。
田中最初蛰居的理由是不想工作。1990年代末日本正处于泡沫经济破灭的“就业冰河期”，他只能找到餐厅服务员或在邮局给明信片分类的工作。“虽说这是谁都能做的事，但我还是不想做。”他厌倦了机械化的工作，于是辞职在家。虽然也曾努力尝试过踏出家门打工，但均以失败告终。蛰居的第六年，他遇到了拯救自己的“租赁姐姐”。后来，田中从蛰居族转变成一名“租赁哥哥”，并加入了“New Start”组织。
为了增加亲近感，租赁人员多会选择素颜登门，陪同蛰居族走出家门，一起吃饭、散步、购物。田中就多次陪同当事人去京都参观寺庙。
令真希印象最深的一次经历是拜访一名独居的当事人：“第一次见到他时整个脸是青黄色的，胡子拉碴。玄关处的罐头盒堆积如山，卧室地板上堆满了漫画书和杂志。”据她说，一般与当事人确立信任关系需要半年到两年。“我们要主动反复出现在当事人面前，与他们建立信任关系，帮助他们与外界交流。”
2016年，纪录短片《蛰居族：日本正在消失的人》剧照。
真希最近接触的一位当事人名叫弘树，今年47岁。弘树的母亲起初去市役所咨询，得到的回复是“本人不来的话没法治疗”。她曾多次劝儿子去医院就医，儿子却总是目光呆滞地盯着游戏屏幕回复说：“这跟我没关系。”实在没办法，72岁的老母亲最后找到了真希。
中学时弘树曾因遭受欺凌而辍学，30岁的时候，由于被一个外国客户辱骂而辞职在家，一待就是17年。他每天宅在房内打游戏，用餐也是将父母备好的饭菜从客厅搬回房间。渐渐他开始变得有洁癖，并偶尔会在深夜出门，甚至一度说要自杀。弘树的父亲早先会将工作压力带回家。谈起儿子的近况，他显得自责：“我没有考虑到孩子的想法，在家里也很少交流。”
整整15次，真希终于敲开了弘树的房门。最初真希只得跪坐在门口“自言自语”，但多以对方沉默而结束。后来她开始写明信片乃至亲笔信，从门缝塞进去。弘树有时会吃真希买来的蛋糕，也会从门缝接过她带来的漫画书，这样的互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我来你家3个月了，却还是没见过你。今天很想见到你，开门好不好？”门把手一阵扭转后，真希第一次看到弘树的房间：屋里黑着灯，透过紧闭的窗帘，有微光射入。能让怀着极强不信任感的蛰居族当事人开门，是“租赁姐姐”引以为豪的时刻。
蛰居族究竟因何而焦虑呢？有着18年“租赁哥哥”经验的高桥说，“每次访问都堪比电视剧”，他甚至还有被当事人暴揍的经历。他向《凤凰周刊》总结道，这些人不见得有什么具体烦恼，大多是找不到人生方向，而觉得未来一片迷茫。他被问及最多的问题是：“人工作是为了钱吗？如果不为了钱，还能为什么呢？”
为了让这些有着相似忧虑的人交流，“New Start”还专门开设了“共同生活宿舍”，让蛰居族当事人经过共同生活，参加社会活动，体验到工作的成就感，从而回归社会。
日本蛰居族的进化论
“我面临海啸的死亡威胁，也不愿从母亲的房间出来。相比于遭受海啸的死亡吞噬，我更恐惧避难所的人际关系。”采访过1000多位蛰居族的日本记者池上正树在自己的书中描述过一位曾面临海啸威胁的当事人的经历。
据他调查，蛰居族中有想要杀害父母再自杀的人，也有能像正常人一样去便利店，甚至会爬山、去图书馆的人。“他们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只是不跟任何人甚至父母交流。”
很多有过工作经验的蛰居族会因为公司倒闭、受到上司职权骚扰、超负荷加班而被迫离职隐居。曾经的一项调查显示，蛰居10年以上的高龄者中，70%是在职场受过伤而对社会感到恐惧。
直到2010年，日本政府才开始对这一群体进行统计。日本内阁府曾两次统计过蛰居族的总人数：2010年的统计人数是69.6万人，2015年为54.1万人。但池上正树指出，内阁府只统计了15岁到39岁的人群，如今蛰居族中一半都是40岁以上的人。日本各都道府县的调查结果也显示，约半数的蛰居族年龄在40岁以上，其中佐贺县40岁以上的蛰居族达到七成。如此推算，日本蛰居族的数量将在100万以上。
日本放送协会（NHK）2018年通过网络募集蛰居族家庭的留言。在371份投稿中，一半出自40岁以上蛰居族家庭之手。一份留言写道：“50岁的弟弟是蛰居族，与85岁的母亲住在一起。去年父亲去世，养老金减少，生活费少了一大半。他们该怎么活下去？”
七八十岁的父母和四五十岁的蛰居族子女所带来的“8050问题”，让整个日本不安。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学者安迪·弗隆分析认为，上世纪80年代末的泡沫经济时期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使日本年轻人失去了父辈所拥有的终身制工作，转而迎来打短工、打零工的短期就业局面，由此带来强烈的不安全感。
有一个群体亦不在内阁府此前的统计中，她们是家庭主妇以及育儿中的女性。“我只有迫不得已外出买东西时才会出门，除此之外不想跟任何人说话，包括父母。因为我的父母总说因为是女性，要帮忙做家务之类的话。”在NHK的调查中，女性蛰居族平均宅在家里的年数达到七年半，其中家庭主妇占比一半以上。
东京涩谷区的一间教室里，坐满了50名女性，这里正在举行一场“蛰居族女子会”。主持人的开场白是：“大家来到这里，怀着怎样的心情，付出了多大的勇气，此时此刻在想什么，都可以说出来！”这一主题的“女子会”累计参加人数达到2000多人，家庭关系、恋爱结婚、交流障碍等都成为讨论的话题。
女性与社会的疏离感和被社会排除感，让她们充满恐惧，成为新一代蛰居族。诸如“和父母关系不好”“女性在职场会遭到性骚扰”等都是诱发女性蛰居的缘由。
日本主妇今村已有4年未外出过，曾是幼师的她为了照顾孩子选择辞职：“为什么我不能像其他人一样两者兼顾?我失去了与社会的联系，也失去了自信。”对她来说，如今连去便利店都成为一件难事：“便利店的人都很恐怖。我尽力不去看他们的脸，也要躲避与邻居碰面的可能。我知道我这样做会出问题，但身体不听使唤，毫无动力改变。”
精神科医生、筑波大学教授斋藤环认为，日本社会始终没有改变偏见，很多人认为女性不进入社会是合理的。但当今日本不全是家庭主妇，而当职场女性逐渐增多，家庭主妇的无助感和罪恶感也在增加。
在NHK收获的调查中，很多人甚至意识到自己有潜质成为蛰居族。“我现在还不是蛰居族，明年就不一定了。交流曾是我必不可少的工作，但我总是搞砸，我已经是蛰居族预备军了。”
日本内阁府2010年的调查显示，日本潜在蛰居族超过155万人。有知名就职网站甚至设计了“蛰居族检测题”：是否会过分对他人的想法感到不安、总出现绝望的心情、不带电脑手机无法安心，都成为选项之一。
对蛰居族过分“宠溺”？
面对这一庞大群体，日本厚生劳动省2009年推出“蛰居族对策推进事业”，在各都道府县设立了175个“蛰居族地域支援中心”；2015年日本根据生活穷困自立支援法，对蛰居族团体居住所、站台等支援设施给予财政补助，每个自治体可得到300万日元的补贴；政府也大力倡导“不丢下抛弃任何一个人”理念，2018年号称深入到市町村中，给予每一位蛰居族支援。
2018年12月举行的东京都议会上，日本公明党提出，近年来蛰居族从青少年问题跨度到“8050问题”，对策上要重新调整。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表示，东京都长年由“青少年·治安对策本部”负责“蛰居族支援”工作，将调整都厅的组织结构。
如今的蛰居族也开始“边宅边工作”了。一个台式电脑、一个杯子，身后的榻榻米上放着个水壶，这是30岁的蛰居族木村在屋内办公的场景。断断续续蛰居6年后，木村开始从事IT企业的网页制作和管理工作。
“早上9点睁开眼睛，9点10分就能工作了。”他指了指旁边的摆设告诉《凤凰周刊》：“榻榻米就是我睡觉的地方，通勤只需2步。”他所在的IT公司在2017年12月设立，职员基本都是蛰居族。公司起了个有趣的名字——“我们非常细心哦”。蛰居族原本敏感的“缺点”在这里成为优势，“给予更加细致的用户体验”。该公司的11名职员全部在家办公职员职场恋爱韩国完整，可以自己调节工作时间，通过网络向公司汇报，业务量也可适度调节。
“今后他们可以做到一边蛰居一边工作了。”社长佐藤说，通过提供机会给蛰居族，能够更有力回击“蛰居族无社会价值”的言论：“其实他们工作认真细致，有能力的人很多。不能让他们积极工作是企业的工作方式出了问题。”
2017年12月，专属于蛰居族的杂志《HIKIPOS》创刊。在这里，经历过蛰居的人们写下自己的体验，并分享恋爱观。最新一期分享的主题是“蛰居族的目标是工作吗？”文中分享了不少人进入大企业受偏见的苦恼，也有从蛰居族蜕变成年收入1000万成功人士的励志故事。主编石崎森人在第一期的发刊词中写道：传达每一个深陷苦楚的蛰居族的故事，让当事人得到更多理解便是幸运。如今，更多蛰居族的家人通过阅读这本杂志，了解子女的心情。
不过，日本全国上下通过近30年的努力，仍未能让蛰居族人数减少，有人说这是由于日本社会对蛰居族过分“宠溺”，也有人将蛰居族和御宅族、尼特族、萝莉控、妹控、跟踪狂、恋物癖等并列，认为是属于日本的现象级文化。
纽约大学教授弗拉维奥·里索解释称，所谓御宅族指的是对自己的兴趣爱好狂热痴迷的一群人，比如动漫宅、游戏宅。而蛰居族是御宅族文化的一种延伸。“两个族系都属于边缘地带的亚文化，都渴望表现自我个性以突破日本社会的条条框框。一些御宅族会演变为蛰居族，但相比之下，蛰居族对外界更排斥，有时还会走向自我毁灭。”
但蛰居族现象远非日本独有。在与日本毗邻的韩国，一项2005年的调查估测国内有3.3万名青少年（占该国总人口0.3%）处于社交隔绝状态。在香港地区，一项2014年的调查显示该比例为1.9%。2007年中国出台的一份《青年人口发展状况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05年，16岁到35岁的中国人中有3.62%成为蛰居族。美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遭遇了同样的境况。
在关于蛰居族的诸多调查中，一个普遍存在的主题是现代科技带来的隔离影响。尽管这其中的潜在关联尚未定论，但人们担心从日本社会中消失的这一代预示了日渐分崩离析的社会。不过，科技同时也有助于把他们从社会边缘拉回来。
据英国BBC报道，2016年福冈九州大学的精神学学者加藤贵宏发表了一项案例报告，其研究对象在下载任天堂红极一时的手游《口袋妖怪Go》后，突然开始日常外出。之后他开始和一家日本公司合作以开发一种机器人，让它以一种可控的方式将蛰居族重新引入社交生活。
*原文刊登于《凤凰周刊》第681期，完整版请购买杂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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