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河岛宪代，今年70岁。
宪代的宪，是宪法的宪，我出生的那一年，就是日本宪法正式颁布的1947年。名字是父母取的，那时他们总是对我说，日本以后就是男女平等了，你也可以平等地就学、工作和生活。」
除了宪代女士，那一年，有很多孩子的名字都带有「宪」字，当时日本宪法最大的改变之一，莫过于男女平等的问题。
但在70年后的今天，日本在男女平等的问题上，依然不如宪法所阐述的那样坦荡。在2016年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144个国家，日本排在了111位（中国位列99）。
无论是在家庭、生活、还是工作上，宪代女士的70年，就是日本在男女平等问题上的一个缩影。
所谓的男女平等，70年来究竟实现了多少？
男女平等，真的实现了吗？
在讲述宪代女士的故事之前，让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智今年30岁，却一直没有户口，这当然不是因为像中国存在的超生问题。
为什么没有户口？这源于一个制度。
根据日本民法第77条，「夫妻双方，只有丈夫有权否认孩子不是自己亲生。」
智的妈妈，常年受到家暴，无法忍受的她离家出走，在没有离婚的背景下，遇到了智的爸爸并生下了他。因为没有离婚，智的出生在法律上属于前夫的孩子，所以导致智无法得到出生证明，也就无法获得户口。
明明已经可以用DNA来证明的事情，却要用一个没有科学依据的条例去证明。
为什么这样条例会被写进法律？
那就要从日本的宪法制定开始讲起。
1947年5月3日，日本宪法正式颁布，男女平等第一次被提及，也第一次被写进了法律。宪法的制定者，是当时驻日本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部（GHQ）。
虽然最后还是获得了通过，但是形如摆设。
宪法颁布后，民法中违宪部分就必须更改。
在民法修改的起草委员会里，从法学教授，到法官，律师不等。当时最大的议题，就是废除家制度，寻求家中所有人都能平等对话，但是，反对声十二分的强烈。
「即便不说日本国之观念，就是从民族意识上来说，家制度也不能被废除。」
反对者之一，就是时任众议院议员的原夫次郎。
「男女的法定结婚年龄不同」
「女性在离婚后的6个月内，不允许再婚」
「私生子在继承权上倍受限制」
20年来，智的妈妈一直在努力为智得到一个身份证明，从政府到家庭裁判所，又从家庭裁判所到政府。智并不是个例，直到2017年4月，整个日本有704人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只有丈夫有权否定是否是亲生孩子，很典型违法了宪法提倡的男女平等，但竟然到了70年后的今天，政府才出台了应对该问题的措施。
2017年1月，智才拿到了自己的身份证明，仅仅是这张纸，对人生的耽误却无法计算。
「完全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智苦笑「明明大家都是在国民的身份下生活，如果这就是基础，那下现在这个事情又算什么？」
除了体现在制度上的性别歧视，曾经倍受尊崇的家制度和数百年来一直抱有的男尊女卑，让性别歧视在社会上依旧根深蒂固，这样的思想在职场上的体现尤为明显。
27岁的时候，在父母的反对下，宪代和同校的老师结了婚，28岁的时候长女出生，2月4号生产，4月份就被要求去工作。在长女1岁的时候，宪代辞职了。
「当时同事都说30岁女人 职场，宪代啊，做女人可是最幸福的事情了。但是直到现在，我都对没能继续当老师而遗憾。」
照顾孩子和工作无法同时进行，婚姻和工作，女性和社会，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依然严峻，而且不仅仅是在日本，很多时候不是母亲做不到，而是社会和公司，以及家庭本身给到的支持太少。
不管在哪个年代，女性都成了最不被时代考虑的部分。即便是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60年代，社会劳动力紧缺，职场对女性的要求依旧苛刻，所做的工作无非就是端茶倒水和整理打扫，年纪轻轻就退休也不足为奇。
「女性本来就要以家庭为主，结婚有孩子之后，判断力，精力，注意力都在减弱，对于任用制度上并没有性别歧视。」
这是公司常常说道的部分。
为铃木打官司的草岛说，女人就是职场上盛开的花，趁未枯萎让她好好绽放。这已经成了一个社会风气。
虽然之后铃木赢了官司，但社会上这样的风气却没有因此而淡化。
尤其是到了70年代，奉行年功序列制的日本公司，让男性上班族开始固定化，只要是正式员工，工资加上奖金，即便是到了退休，也足够养活一家人。这样的定式让「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成了社会常识。
即使女性受教育与男性等同，到了找工作的时候，采用女性的公司非常少。
时任劳动省妇女局局长的赤松良子，为了女性在职场上能够获得平等对待，拼尽全力与财阀和日本各个企业联合工会对抗，她的目标是让所有公司在包括录用、晋升、工资等等方面与男性同等享有权利。
「在职场的任何阶段都禁止差别对待，我想把所有都写进法律，但根本不可能，最后只有双方都做了妥协。」
这就是为什么在《东京女子图鉴》里，那个帅气的上司会说这样一段令人深刻的话。
「1985年制定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不知道这部法律的女性我都不雇用，在那之前女性从事的都是倒茶的打杂工作，只有男人一直晋升，受男人的颐指气使，比如你怎么还不结婚呢，受这样的性骚扰。
然而，法律上的健全，从来就不代表职场的健全。在《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案》实施30年后的今天，调查显示，那些一入职就和男性一样做综合岗的女性，80%都已经离开了。
「即便女性拼命工作，然后被委以重任，但只要她们请假去生孩子，再回到职场，她们就会步履维艰，所有都要重头再来，所以女性在职场上的发展一直很难。」
不仅如此，很多再次回到职场的女性，也不能再作为正式员工。
根据1993年的调查，日本女性的就业情况在差不多生育的年龄最低，之后又有所回升。很多再回职场的女性，都只是作为非正式员工，就像打零工那样。
同时，作为女性，即便和男性做着同样的工作，拿的薪水也许只是他们的60%。
在宪代女士44岁的冬天，丈夫因病倒下，半身不遂。养育4个孩子和照顾丈夫的重担落到了宪代女士一个人身上。
从那年起，她只能靠到超市等地方打零工维持生计。
在日本现在的职场，女性一旦超过30岁，结婚就变的越来越难，但是职场又没有足够的空间给她们生活上的保障，没有家庭依靠的同时，工作空间也变得越来越严峻。
尤其是在《劳动者派遣法》通过之后，再加上经济的越来越不景气， 非正式合同的派遣员工变的越来越多，尤其是对于女性。
从1985年到2015年的30年间，派遣员工人数从657万，增加到1980万，而其中女性的人数，也从470万增加到1370万，并且占了总数的70％。
派遣，意味着你没有固定的收入，而且随时面临被解雇。
在去年对派遣女性员工的调查中，年收低于200万日元（12万人民币）的35～44岁的单身女性，占了50%以上。
即便是做了近10年的派遣员工，明明曾经许诺可以作为正式员工，在期满之后却是说解雇就解雇。因为是契约制，解雇也得不到任何赔偿，可是这一年，她已经44岁了。
「真的好随意，对待那些一直努力工作的派遣员工，一句不用了30岁女人 职场，说解雇結解雇。」
现在，这样的派遣女性员工变的越来越多，单身者也在不断增加。年龄越大，在日本结婚就变的越加困难，但同时，女性在职场也没有足够的保障。
「那些原本应该受着《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案》保护的女性，《劳动者派遣法》又再次将她们推进了又一个深渊。」
今年70岁的宪代，在照顾丈夫的同时，每天早上和傍晚，她都会穿上特殊的制服，守在孩子们上下学的道路上，和他们一个一个的问好，守护着他们在通学路上的安全。
「看着他们脸上的笑容，感受着他们一点点长大的同时，就像当老师的时候，就像养育孩子的时候那样，开心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