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间，中国社会逐渐由乡土社会进入到都市社会，在历经工业化、都市化、信息化的发展中，社会空间的变化不但形塑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存在状态，也重塑着人与自我、他者及群体的关系。现代都市社会与传统乡土社会的最大差异，即人核心的生存场域由家庭空间转入职场空间。（粗略统计：假定一个人在职场工作40年，每年约为251天工作日，其一生有10040天在职场度过，而人的一生约为30000天左右。）
因此，职场题材逐渐成为很多国产电影的表述重点。正如当代法国学者列斐伏尔所言：“空间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当下都市社会的职场空间亦是如此。在微观层面，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构成社会空间建构的重要方式。因此，职场空间的人物关系成为整体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形塑着个体的存在可能及自我评价与认同，更成为构建阶层、等级与性别关系的重要场域。而其在不同时期的电影文本与影像话语中，蕴含着各不相同的精神内涵与价值取向。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融入世界经济市场的格局中，随着市场开放和各项政策的实施，以及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促使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逐步完成。一方面，经济发展带来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和增殖，为整个社会转型提供物质条件；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带来现代化、都市化社会的建设，也重构人们生活方式、思维观念以及互动关系，为现代“从业者”提供相应的存在空间。
截止到2017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国城镇化率为58.52％、城镇常住人口为81347万人。不言而喻，职场空间及人际关系已然成为都市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业者”的存在已然转入以职场空间为核心的场域中，职场已成为形塑个体，并构成社会互动的主要社会空间。一方面，职场空间的形成和变化主要从封闭、落后的小城镇转为现代、开放的大都市；由体制内的事业单位变为各类企业公司；人物由底层职业（工人、小偷、民工……）向白领等职业转化；另一方面，职场题材的文本建构，既关涉职场情境中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也聚焦于这些群体所关注的各类问题职场电影中国，以及由此形成的具有共识性的社会心态。
对中国电影职场空间及叙事策略的研究，正对应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命题。如同列斐伏尔所指出的：“都市社会的空间问题依然成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命题。”城市不仅集生活、消费和社会再生产于一体，更使人的生活方式和存在状态发生颠覆性转变，以及人类社会秩序和价值系统的重构。都市中的职场空间及人际关系，既作为重塑个体及精神价值的理想场所，又作为凸显各类问题/心态的核心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这一点，与当下中国社会由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发展机遇和矛盾焦虑相关。
新世纪以来，以《站台》（2000）《大腕》（2001）《开往春天的地铁》（2002）《天下无贼》（2004）《如果爱》（2005）《孔雀》（2005）《疯狂的石头》（2006）《立春》（2007）《姨妈的后现代生活》（2007）《疯狂的赛车》（2009）；2010年《杜拉拉升职记》《钢的琴》；2011年，《失恋33天》《亲密敌人》；2012年，《搜索》《神探亨特张》《人再囧途之泰囧》《万箭穿心》；2013年，《中国合伙人》《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北京遇上西雅图》；2014年，《推拿》《白日焰火》《亲爱的》；2015年，《唐人街探案》《华丽上班族》《烈日灼心》《山河故人》；2016年，《七月与安生》《驴得水》《梦想合伙人》《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火锅英雄》；2017年，《血观音》《嘉年华》《喜欢你》《前任3：再见前任》；2018年，《我不是药神》《后来的我们》《一出好戏》《西虹市首富》《无双》《找到你》《超时空同居》《江湖儿女》等等，国产影片出现更多有关职场空间及人物关系的叙事表达。
尤其是以《杜拉拉升职记》《中国合伙人》《梦想合伙人》《无双》等为代表，通过讲述主人公在现代职场的成长史，不仅彰显职业经历对个体存在价值及意义、自我评价及认同的形塑，更涉及当代人的精神指向和价值观念。而以《我不是药神》《找到你》等影片为例，则指涉主人公由职场生活所形成的焦虑烦恼、安全感匮乏等问题。所以，当下都市社会中，个体价值的实现不仅限于家庭，更多是在职场。职场一方面作为人的核心存在场域，提供给人以精神归属和价值实现；另一方面，由于重塑着现代社会的等级、性别、阶层关系，并以此延伸出诸多问题。
阶层视点与职场空间的关系建构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中产阶级（包括主观中产阶级）逐渐崛起，并成为社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当下电影的职场空间建构以中产阶级的存在空间为主，由工厂、小店或流动摊位转向公司、企业。电影叙事的情节事件、人物及人物关系由底层群体转向中产阶级（中产之下、底层之上），由满足物质、生理的温饱到补偿安全、情感、尊重及自我实现等方面的需求。创作者所采取的叙事策略，开始关注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现实困境、矛盾焦虑，抑或某种具有共同指向的社会心态（职业发展、医疗健康、教育资源、住房养老等），最终以一种社会推理模式被再现于荧幕。
《万箭穿心》中的女主人公李宝莉，因报警惩罚出轨的丈夫，造成男人的自杀身亡。儿子小宝，迟迟不能原谅母亲间接杀害父亲的事实，两人形同陌路。李宝莉为了小宝，付出近半生的努力，去从事最苦最累的扁担工，尽力提供给他满足温饱的生活环境。可是随着社会发展，人力苦工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出路，李宝莉也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在此类职场题材的影片中，职场空间的建构、人物的职业设置、故事的曲线发展以及价值主题，都聚焦于底层群体的不同侧面，表现他们的“生活世界”。
近几年中国电影的叙事策略，更聚焦于对中产阶级生存状况的描述，借以不同的职场空间及人物关系来表现他们的困境、焦虑及不安等社会心态。《我不是药神》通过讲述神油店老板程勇“卖药”的发家史，将目前社会聚焦的医疗安全问题纳入银幕讨论。程勇及背后病患们的基本诉求，也正是对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医疗资源分配的核心期待，在这场“生命与金钱”的拉锯战中，没有最后的赢家，只有在不同价值排序系统中人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取向。其实，在人们生理需求得以满足的今天，转而开始关注更高层次的安全需求，包括食品安全、医疗安全、人身安全等。程勇的故事只是当下社会底层之上，中产阶级之下焦虑的一个缩影。
同样《找到你》的核心价值预设也是如此。一方面，针对当下社会职业女性家庭和职场难以兼顾的选择困境；另一方面，则隐含着中产阶级对自身安全保障的匮乏和需求。身为律师的李捷，在职场的成功未能掩饰做母亲的不足，在家庭和事业中，她选择了后者。女儿被保姆孙芳拐走一事，引发了李捷的崩溃和挫败，也暴露出她内心的缺陷和弱点。自此，李捷开始对自身存在状态进行反思，也折射出当下职场精英的不同存在困境。
个体成长与自我价值的实现
无论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是在城市谋求立足之地的职场新人，抑或在企业公司的精英高管。对于当下社会个体而言，形形色色的职场空间不仅是工作的场域，更蕴含着个体成长及自我价值的实现，很多电影采取针对于此的叙事策略。从职场空间演变的角度切入，由早期的乡土传统空间（注重家庭、群体）变为当下的都市现代空间（注重个体、自我），而职场情境下的人物关系也随之变化。从文本建构的角度切入，一方面，消极视点下的提出/凸显问题，例如：表现职场个体的生存困境和烦恼；另一方面，积极视点下的解决问题，提供“替代性满足”的功能，例如：彰显职场个体的价值实现。不过，大多电影文本是两种视点交替并存的状态。生活在当代社会的个体，由于职场生活和人际关系占据大量生活空间、时间与精力，因而选择职场故事来映射当下人的存在状态，成为很多创作者选择的叙事策略。
反观新世纪初期的一系列电影，叙事往往聚焦于传统或传统混合现代的职场，而且职场环境更多地作为一种时代背景，来型构此时个体的存在可能性。叙事策略要么回溯改革开放时期的发展与挑战、机遇与未知；或表现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开始发展时，人们徘徊于打拼事业或留守家庭的困难选择。虽然职场空间正逐步演变，此时中产阶级也渐渐崛起，但对大多社会个体仍是次要社会空间，难以彰显真正自我价值的实现。电影《站台》中，主人公崔明亮作为文工团的一员，主要的工作就是每天排练，在文工团逐渐没落的时光中，崔明亮开始与同伴一起外出走穴演出，可在漂泊的日子中一切都是未知的，最终崔明亮还是选择回到家乡小镇，与初恋女友结婚。故事借由个体的人生经历，来讲述时代的变迁，家庭空间的消解，职场空间的初立，无不影响着人们的选择和行动。
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逐步提高，现实的发展影响着影像叙事的呈现，人们持守的职场空间也发生颠覆性变化。其不断褪去乡土老旧的色彩，披上都市化的光鲜外衣，宛如一名素人到明星的演变。整体叙事文本策略，更侧重于个体创业成长或职业发展的过程。此时的职场空间已不再是一种社会背景，而是当下人存在的核心场域。电影《杜拉拉升职记》通过讲述杜拉拉应聘入DB国际公司，由职场菜鸟晋升至高级总监的进阶之路。虽然过于顺利，但实质上，是满足观众对白领职业的渴望和大都市生活的幻想，经由个人努力而享受的纸醉金迷、充满物欲的生活。故事中，主人公既获得他人的认同、尊重和肯定，也实现自我价值的归属，并收获爱情。
《中国合伙人》的出现职场电影中国，实质上也切入当下观众对职场（成功）故事的期待。中国社会经过21世纪后的十几年发展，职场空间已然成为当下“从业者”的主要生存空间。电影通过讲述成冬青、王阳、孟晓骏的成功创业之路，个体遭遇的挫折和失败，并通过克服不同匮乏/弱点/缺陷而实现自我价值（梦想）的过程。新梦想教育学校的崛起，实质也是中国职场空间演变的缩影：从开始借用废弃厂房到租用高级写字楼；从三人行变为专业对口、分工明确的团队；从贴小广告的私人组织变为股份制的上市集团，而职场中的核心团队，也由满足温饱的需求变为自我价值实现。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社会流动活跃，每个人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可能。人们无不对新式生活充满向往、对国外优越环境的极度崇拜，并构成这一时期的主要社会心态。新梦想学校的便源起自这段特殊的年代，三名创始人的前史与存在状态，都经历平缓-上升-人生低谷的向下发展曲线。
老实木衲的成冬青，初恋女友拿到美国签证准备离开，而自己由于在外代课违反规定，被学校开除处理。王阳被外国女友甩掉，难以释怀，一无所事。他开始否认自己的一切、甚至蔑视自我。孟晓骏去往梦寐以求的美国，却发现那里根本不是“人人机会平等”的乌托邦，自己渴望“改变命运、向上流动”的愿景也被完全击碎。自此开始，孟晓骏对人人呼吁的“美国梦”和自己根深蒂固的价值体系产生动摇。于是，三人选择创业，在更为自由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谋求机遇和发展，并由此开始了向上发展曲线。创作者的叙事策略借由三人在职场的奋斗过程，来满足当下观众社会心态中对“梦想”“成功”“财富”等元素的期待，实质也正对人们渴望在职场上获得名利成就，以及由此带来社会地位与声望的提升。
《一出好戏》以现代职场的虚拟镜像，来映射当下职场中的人际关系。平日在公司位于食物链底层的马进，债务缠身，生活艰苦。在一次公司组织的团建活动中，恰逢海难来袭，一行人被卷入到一座荒岛。小岛隔绝世界的存在，颠覆和重组正常社会的一切。公司原有的层级关系以及职场秩序，被打破重构。而马进作为公司吊车尾的职员，开始赢得在员工中的话语权，甚至被推选为首领，获得一切。虽然故事的最后，一切又重回原点，理想的世外桃源已不复存在。但是马进在这段独特的人生之旅中，体味到自我价值的实现。故事实质隐含着对现代职场及人际关系的某种镜像映射，因为职场逐渐占据人们生活更大的比重。其实，对创作者而言，不论是采取如何的叙事策略，实质与当下社会心态密不可分，尤其是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社会群体。而如何叙事的核心机制，即银幕世界是将观众“放大了的自我”投射于其中，通过情节和人物进行的“幻想性的现实再造”， 使观众能够获得对现实匮乏的补足，一种基于自身或社会缺失/缺陷部分的缝合，更是在“公平正义”为核心的价值诉求中所形成的认同参照。
无论是哪一类叙事策略，无论呈现如何的职场情境与人物关系，从观者被赋予或选择的位置；创作者如何解释、呈现世界的角度入手，其实质是针对观众内心无意识中不同层面的匮乏和诉求，进而由不同的情节事件、人物关系进行表述。反观中国电影的发展脉络，其中职场空间的形成与文本建构，不仅彰显不同时期的社会样貌与社会心态，也联系着创作者的叙事策略和观众的价值认同，更成为研究者分析研究的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