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对于那些学历不高、家境不好的年轻人来说，所谓职场“逆袭”，从来都不是灰姑娘童话般地摇身一变，而是一个缓慢累积的爬坡曲线，靠着自律、勤奋与运气。
记者｜黄子懿
低谷
北京时间18点30分，孙玲的微信公众号“孙玲在美国”里突然更新了一篇文章。她刚刚得到一份在高盛工作的机会，搬到了美国盐湖城办公居住，每天清晨6点半就要跟地球另一端的印度同事们开会，而她居然还在当地时间凌晨3点半更新文章？
孙玲把这篇文章设置成了定时发布，为了赶上国内傍晚时间的微信阅读高峰期。这篇名为《我的魔幻而又真实的2020》的文章，记录了她这不平凡的一年。2020年，她于疫情暴发之际回国探亲，后抢在美国对中国旅行禁令生效前的半小时入境返美，国内疫情平复之际，父亲却病重恶化，她再度回国，却因隔离无缘见父亲最后一面，再又因假期逾期无法到岗而丢掉工作。之后，她迟迟等不来中美航线恢复的消息，在焦虑之中曲折入境美国，找到新工作，续上了自己的旅途。
在国内的互联网上，孙玲的故事为人熟知。简化的描绘中，那是一个穷苦打工妹“逆天改命”的阶层跨越叙事，像是坐上升空火箭一般。这个来自湖南娄底的姑娘，19岁南下深圳进入流水线打工，20岁接触编程，此后学英语、拿自考文凭、出国留学读硕士，一路过关斩将，成为纽约的一名程序员，被公司派到谷歌工作，年薪10万美元。
孙玲
这“打怪升级”般的旅途，在2020年被按下暂停。疫情的到来，让孙玲原本上升的人生轨迹拐了180°的弯，迎来一次硬着陆。2020年夏天，当孙玲失业的消息传出，一些自媒体将其描述为中国励志厂妹输给了正逐步排外的美国，伴着个别网友“10年逆袭、1天失业”的嘲讽。
孙玲有着一对深眼窝，高颧骨，皮肤晒得黝黑。今年满30岁的她说，这一年是她人生的最低谷，至亲离去，突然失业，她一度花了很长时间都走不出来，四处行走旅游、保持运动都无济于事。因为状态不好，她挂掉了国内几个大厂的面试，也会因一些网络上不友好的言论哭泣。去年，有网友质疑她经历的真实性，她直到今年还偶尔去翻逛那则帖子的评论区。这部农村女孩的奋斗史，硬朗也脆弱。
不过很快，她就没有心思再去理会外部声音。5月，孙玲拿出纸笔，剖析所处的现状。6月，她几经寻找，在两岸相隔的中美间找到一条经柬埔寨的入境路线，她在金边待了14天，把自己关在酒店，一边准备求职，一边求助。有好心网友联系上她，愿提供初创企业无薪实习工作邀约，以解决入境问题。7月中旬，孙玲成功入境，但由于没有工作，她只能持有9月29号到期的OPT（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签证。她必须在2个月内找到新工作。
大限之下，情绪被摆在了一边。孙玲恢复了那股向上攀登的力气，逐渐调动起积极性。她与人合租在新泽西，每天凌晨1～2点才睡。生活一切从简，早起一杯黑咖啡，中餐煮米饭、炒家常菜，晚餐吃加工方便面，放点蔬菜鸡蛋。
时间都被她拿来投简历、准备面试，除了周日小歇，她每天要在电脑前坐上15～16个小时，刷题，练习表达。一个月内，她参加20多场面试，有一天被安排了4个技术面试，其中2个面试是和3个不同面试官对话。连续的电话让她连吃饭都不好安排，整个人高度紧绷，一天下来后全身瘫痪，什么都不想做。
插图｜大厂青年
面试的雇主中，有Facebook、苹果这样的大厂，她没有通过，对自己很不满意，坦承与顶级大厂的要求还有差距。多数大厂的面试流程很长，签证也等不起。终于职场励志故事父亲和儿子的对话，在30岁生日前一天，孙玲拿到了一家公司的offer，紧接着她又收到高盛递来的橄榄枝，续上了自己跨越大洋和阶层的故事。
“这一年里，你我太需要确定性了。”孙玲写道，2020年她一路上充满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她应对的方式是，认真生活，一步一步，夯实自己的确定性，以迎接命运的不确定性。
一个原则是，当自己内在动力不足时，她会借助外力。为了激励自己输出，孙玲花了199元，报了一个100天坚持写作活动。活动要求每天打卡写作，满100天可退还199元。写作的内容，多是她自己每日的所思所想。低谷之际，哪怕每天只能写一句话，她也坚持打卡，最终完成任务，将报名费投入到下一个打卡活动中。
与其说这是勤奋，不如说是一种强大的惯性。早在几年前，孙玲就喜欢参加这些为期100天左右的打卡活动。从每天阅读25分钟，到坚持写日记、学英语、碎读整理等。她还有一个建立于2015年的学习英语公号，定期更新。很少有人知道，在她被网友所熟知之前，这个号就靠着规律更新和内容，累积下数万粉丝。
孙玲的云笔记里，装载着过去那些被打卡记录下来的岁月。2016年前后，她读着《少有人看见的美》《丰子恺儿童文学之童话卷》《万物生长》，写道“读得津津有味”“因为将书本忘在办公室了，没办法将今天早上的阅读做笔记”。
这些记录容量满满，按时间顺序整齐排列，像是一个档案馆。翻看着这些，人才能更直观地体会，所谓的“逆袭”，从来都不是灰姑娘童话般的摇身一变，而是一个缓慢累积的爬坡曲线，靠着日夜的自律与勤奋完成。这个过程，孙玲花了10年。
“你好，世界”
孙玲出生在湖南娄底新化县的农村。村里有9个组，她家的组最偏僻，也最穷。父亲是木匠，兼做农活，母亲是农民。她记忆中的小时候只有两件事：上学，干活。乡村的生活，并非城市人想象的田园牧歌。南方的雨热滋养了家乡的土地，植被长得茂盛，水稻也分早稻和晚稻。孙玲要在田里顶着烈日割水稻、摘玉米，被枝叶割得双臂通红。
父母沉默寡言。他们对孙玲不多的教育，仅限于对孩童顽皮的呵斥，只有孙玲跑到别人的庄稼地里了，父母才会开口叫她，更多的时刻，他们一言不发，忙着收庄稼。记忆中，父亲身材高大，有工匠的木讷与一板一眼，做事靠谱。乡亲们一个事情的委托和交代，父亲总能完成，“什么都不多说，哪怕自己吃点苦”。
家中还有一个哥哥，与孙玲同级。孙玲12岁那年，哥哥跪在雪地里，说打死也不愿读书了。父亲发话，让孙玲跟哥哥一起办了退学，跟舅舅学理发。三个月后，孙玲央求母亲，让她劝说父亲再给自己一次读书机会。后来，她考入县里前三的高中，但因父亲阻拦，她错过了入学机会，最终只上了一所民办高中。高考她考了399分，学校应届生第一，但依然够不着二本线。
在那个国家级贫困县里，这是孙玲当时能触摸到的最高点。暑期，一家电脑培训机构来学校招生，办了7天的免费夏令营，孙玲去参加了。那是她第一次接触电脑。一天下午，老师教大家敲下了第一行代码。孙玲用一只手打字，输入一串指令，电脑上随即弹出了一行字，写着“Hello，World”。
“你好，世界。”孙玲为电脑所吸引，连PPT在她眼中都是酷炫的。她想去培训学校继续学，但那时哥哥骑车载着姑姑出了车祸，家中慌作一团。贫寒的家境更无力支撑她复读，她只有外出打工，这是十几年前她和同辈人初识世界的唯一路径。她没有其他选择。
2009年，她登上了一辆绿皮列车，南下深圳打工。因为晕车，她来不及看一眼深圳关内的高楼大厦，就在迷糊中被拉到了龙华区的一家工厂。
那个车间很大，流水线很长，长到现在她已难说清有多少米。在车间里，孙玲被分配去做手机电池的正负极检验。电池一来，她就要握着两头检测针，对准两极，等待绿灯亮起，然后将电池装进塑料筐，顺着流水线送往下一道工序。每天12小时，她要检验超过4000块电池，每块电池不超过10秒，否则会影响下游的工友。
工友们的面目是模糊的，每个人都穿着蓝色工作服。车间内，机器噪声隔绝了南方的虫鸣，人像一台机器一般，被要求服从与效率。一天下来，不仅身体辛苦劳累，心气也被榨干消耗。夜晚闲下来，孙玲才有时间写日记，周末，她会出去走走，想想自己的未来。那时她对未来最大的憧憬，是像个白领一样进入办公室工作，对着电脑，这是她从电视剧了解到的。
30岁的刘睿是北京某外资AI互联网公司的工程师，他来自河南，与孙玲同龄，出身也相仿。2009年第二次高考失利后，他进入本地一所大专就读，学汽修。大专第三年，他被一家4S店的销售岗拒绝后，选择独自南下深圳闯荡挣钱，落脚在南山区华侨城的一个快递分拣点。
华侨城环境优美，林立着中产与富人的小区。这一切都与刘睿无关，他被安排在快递公司的一个集体宿舍，睡有12张上下铺的房间。南方的夏季炎热而潮湿，衣服总是晾不干。一到晚上，宿舍里的老鼠和蚂蚁就出来活动。
刘睿大专毕业后曾在深圳南山区华侨城的一个快递分拣点工作。图为大学生快递员在进行货物扫描登记。（赵林峰 摄/ 视觉中国供图）
附近小区的居民们有着强大的购买力，让分拣点总是摆满了快递包裹，日夜不停地堆积。刘睿一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白天黑夜两班倒，夜班一干就是一个通宵。他要把自己负责区域传送带上的快递扫描、卸货并放好，为此搬过锅炉、摩托车，还有被纸箱包裹着的名贵家电以及装修的家用铁门，一个月挣2000多块。
初出校园的他，在此尝到了人间冷暖。因为自己是大专生，刘睿在同事中备受排挤和嘲讽，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只念过小学和初中，刘睿的出现让他们有了危机感。一个40多岁的大姐，小学毕业，总是不给他好眼色，处处为难。他还曾亲眼见过一些同事偷拿快递包裹。4个月后，刘睿选择了辞职。
摆在他面前的路不多，有且只有一条，即从专科升至本科，这是他辞职后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刘睿说，虽然从小家里穷，但他母亲一直重视读书和教育。
绝大多数专科生中，“升本”并不是主流。刘睿的班里有50多人，选择升本的只有8个，最终录取3人。多数同学都安心接受以后去修车，或去4S店做销售卖车。“我是不甘心，不想自己一辈子就那么过了。”刘睿说。
在流水线工作的缝隙，孙玲也一直在寻找着挣脱的机会，高三暑假里初识的电脑不时冒进她的脑海。某一天，她在“逛烦了的”龙华街头看到了一则编程机构的培训广告，机构在福田区华强北，广告上留着网址和咨询QQ。能坐着用电脑的工作，就是一份好工作，这是孙玲的期许。她决定去华强北看看。
从龙华到华强北只有近30公里，孙玲为此整整找寻了一年。启程之前，她甚至不知道该去哪儿坐车。到了车站，她被一个陌生男子搭讪，后者问她是否想换工作，允诺能为她找到办公室的工作。孙玲掏出身上的400块现金，还从银行卡里取出1600元钱，悉数交给对方。这个如今看来拙劣的骗局，她苦等两周才识破。
“我所认知的世界在社会上站不住脚，不是因为我的世界太小，是我站在世界的墙外。”孙玲在日记里写道，她对自己很生气。回到工厂后，她开始打工攒钱。2010年5月，她攒够了培训班所要的8000元学费，选择离开工厂，前往华强北。她在当天的日记写道：“这地方太狭窄了，不能够容纳我的心。”
过桥
2010年前后，正值中国互联网起飞前夜，编程培训的市场尚未饱和，即将迎来红利期。培训班坐落在华强北一栋大厦中，整个一层楼被机构租下用作教室，一间理论室，一间电脑室。
一个班20多个人，有孙玲这样的打工女孩，也有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能毕业的同学几乎都找到了工作。但很多同学还未走到终点，就不得不中途退出，要么是回家成亲，要么付不起学费。孙玲差点中途退出。培训班有三期，第一期时，孙玲辞职就读，晚上在肯德基兼职，很快就没钱了。她穿着朴素的旧衣服，给一位女老师说了自己的情况。女老师送了她一件白衬衫，让她以后找工作时穿上。孙玲试着去找，连文员的工作都找不到。
她寻找着继续学习的机会。偶然间，她看到一家培训机构能分期付学费，毅然付了首期学费，此后半工半读；第三期学费更贵，她就申请了一张信用卡，获批额度3000元，被她全拿来付学费，靠着在电子厂打工分期还款。这样坚持到2011年8月，孙玲正式毕业。她在深圳一家技术公司找到工作，成为一名程序员，坐办公室，周末双休，月薪3000元，“这已经是我当时心中的Dream Job了”。
同事很多都是大学生，有着比她高的文凭，待人友善，有问必答。但孙玲很自卑，觉得自己愚笨、拖沓，没有自信职场励志故事父亲和儿子的对话，表达能力“支支吾吾”。2012年4月，工作不到半年，她决定将攒下的2万多元悉数投入到英语学习中。这个机缘是，她看到一句话说，掌握一门新语言，就能掌握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她觉得，学英语能帮她增加自信，提高表达能力，“我把它当作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
这年底，她又觉得自己学历不高，报名了远程教育专科。从这里开始，她的人生像坐上电梯一样，向上层层进击。2014年，孙玲通过英语四级考试，拿到大专文凭。2015年，她完成深圳大学本科自考文凭。这个过程中，她结识了新朋友，开始跑马拉松，玩飞盘，各地旅行。2016年圣诞节，她许愿能去国外待一年，看看世界，接着是攒钱、准备雅思和申请出国。2017年9月，她愿望成真，远渡到大洋彼岸，开启留学生涯。2018年，她拿到上市公司EPAM Systems公司的offer，作为外派员工进入谷歌工作。
孙玲一路过关斩将，成为纽约一家上市公司的程序员，被派到谷歌工作。图为德国柏林谷歌公司办公室。
孙玲说，当她走入华强北那个隐匿在大楼中的培训班时，并未想过能有后面的旅途。只是在她所到达的每一个新阶段，她总能发现那个阶段自己面临的问题，就自然想着去如何解决。在学英语、远程专科乃至自考本科时，她的初衷都是用最大化的资源去弥补不足。每一步，她的积蓄都不足以付出全额学费，但她能靠着分期付款，跳槽涨薪，确保自己不掉队。
发现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再用最大化的资源去实现，这个逻辑驱动着她一次次走过独木桥。接受采访、写公众号，也是她锻炼表达能力的方式。2019年，TED演讲团队找到孙玲，希望她能在深圳的活动上讲述自己的故事，从没有公开演讲经历的孙玲选择参加。写演讲稿时，她找到了2018年面试自己的一位谷歌公司负责人，问道：“比我优秀的候选人有那么多，你为什么会选择我？”
对方说，她身上有三个特点让人印象深刻。第一是自学背景强，第二是接受反馈速度快，第三是当她遇到模棱两可的问题时，能先把问题捋清楚。这次交流让孙玲感慨。她意识到，似乎自己过去10年就是在做一件事：搞清问题、解决问题。
对于这一点，刘睿的体会也很深。专升本之后，他进入洛阳理工学院自动化专业就读，班上百余人中，有1/3的同学毕业时选择考研，包括刘睿。他想考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小学时，刘睿成绩常年倒数，母亲常在他面前提到“视野”的重要性，“视野很重要，多读书是一个好途径”。母亲40多岁选择创业，去市区办了一个养老院。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刘睿看在眼里。他想考到北京去。
第一次考研失败了。第二年，刘睿遍寻网络，找资料，也找人。他联系到一个成功上岸的学长，当时已硕士毕业留京工作。刘睿问家里要了2000块钱，搭火车从河南赶到北京，吃住在地下室，请学长做一对一有偿辅导。学长给他分析了第一次失败的得失，告诉他，厘清问题很重要。“过去做得不好，到底是哪里不好？为什么不好？应该怎么变好？”刘睿说，总结起来，就是What、Why、How的连环三问。
一本厚达648页的《自动控制原理》，一般人可能需要3个月才能完全消化，但经北京那次辅导，刘睿很快抓住重点，能将时间压缩至1个月左右。2015年，他二战成功上岸，进入北京一所“211”大学读硕士。
同届100多个同学中，只有刘睿一人是从专科升上来的。代价就是，入学时他已经25岁了，毕业时28岁。这超过了北京27岁前硕士毕业才能拿北京户口的规定。毕业求职时，当很多同学为了一纸户口涌向国企和事业单位时，刘睿只有走另一条路，寻求一份民营和外企的工作，最终进入一家世界500强的外企做工程师。
走出茧房
考研成功后，有很多学弟学妹找来问刘睿：“不是说会有学历歧视吗，你怎么能考上？”
刘睿说，他并未体会过有学历歧视，包括后来找工作时。唯一一次因学历当面被拒，来自一家科创企业，面试官诚恳地对他说，从学历背景看，他可能没有学过某些专业课，因此无法胜任应聘岗位。他觉得对方足够真诚，自己确实没学过那些专业课。反而是那家500强的外企，认为他学习能力不错，发来了offer，即使他专业并非完全对口。“很多人过于看中结果，怕取得一个坏结果，反而不去尝试那个过程。”刘睿说。
然而，进入外企工作后，刘睿很难适应。同事都是高学历出身，他专业不对口，在技术工作中困难重重，跟不上节奏。那时候他发现，自己强努着要进入一个高平台，但能力又不够。焦虑之下，他选择辞职，“强扭的瓜不甜”。
辞职后，刘睿休整数月，思考未来方向。通过一个互联网平台，他约见了一个在IBM做过人力资源主管的人士，给自己做职业规划辅导。对方给他做了有偿咨询，分析了他的性格、优势与兴趣，给出一个建议方向，针对性地教他修改简历。刘睿按照建议，跳槽到一家外资大厂做AI深度学习。那次咨询费用仅为300元/小时。
这是他又一次靠着互联网解决信息鸿沟，走出“信息茧房”。但他发现，很多时候，对于像他一样出身的人来说，要挣脱出来的难题，不仅在于找到信息、路径与方法，也在于现实因素的羁绊。
刘睿将自己的经历在网上分享，有很多跟他学历和背景类似的人找他咨询。他发现一些人潜力不错，有专升本的能力，甚至考研的潜质，但中途总会因各式各样的原因退出。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农村女孩，在读专科。女孩意愿强烈，想要升本科，成绩也不错，但最后一次交流时，女孩说家里不支持，想要她趁早工作挣钱。她拗不过，选择放弃。“家里不支持的话，是非常困难的。”刘睿说，自己是幸运的。
对于女孩来讲，要走过这一座座独木桥，似乎尤其困难。现实因素随时都会把人拉下另一条洪流。在孙玲的老家，与她同龄的女生大多已嫁人生子，“一定要生儿子”的观念根深蒂固。当年她羡慕的堂哥堂嫂，即使在外打工见了世面，也执着于生男孩，最后生下两女一儿。孙玲稍感庆幸的是，她的故事在老家村子被人熟知后，重男轻女的习俗似乎有所改观。
一个契机正是那次TED演讲。演讲之前，孙玲受邀回到家乡的小学母校，给孩子们做了一个分享。演讲视频被传到网上后，有人拿给乡亲们看。此前，她自考、学英语、去美国，老乡们似乎都觉得没什么，但那时候，乡亲们觉得这个女孩厉害了起来，“能上电视的都是厉害的”。
疫情期间，孙玲多数时间都待在家中，带村里的孩子们玩飞盘、读书，希望能给孩子们一点充实和快乐，毕竟在她成长之时，孩子们最主流的道路仍是去流水线。
孙玲深知自己的长短处与兴趣所在。2020年夏天，当她失业后，在博客上分析了自己现状、可能的优劣势与一些岗位的匹配度。她面过BAT、字节跳动，其中某家大厂的人力经纪人在得知她的第一学历是远程专科和自考本科后，明确告知她的学历不符合条件。那时候，她第一次知道有“第一学历”这个名词。
一名程序员在车间写代码（锐图 摄/ 视觉中国供图）
孙玲感到意外，有些生气，也有些沮丧。“我开始怀疑，无论我再怎么努力，都无法改变我国内学历背景。”不过她也坦承，从工作与面试上来看，国内外对于程序员的要求也不一样。国外流程长，环环相扣，国内面试节奏更快，通常由技术负责人突如其来打电话来，开门见山直入主题。
“在国外，技术可能更像一门工具，但国内面试需要你对一门技术懂得特别透彻，不光要懂如何运用去解决某个具体问题，还要对技术背后的原理有深入理解。”孙玲说，如果没有提前准备，往往很难招架。
孙玲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面试来自2018年，那时她刚硕士毕业，去华为驻美办事处面试。面试官用中英文各问了她几个算法问题后，直接告诉她，“你的状态和基础是过不了任何面试的。你必须得加把劲，去补习这一块的知识。”
送孙玲出门时，面试官问了一下她过去的经历，建议她多多沉淀，回去后大量刷题。“你走得太快了，基础没有打稳，本科生都要四年去沉淀的。”孙玲性格要强，心想“凭什么”，认为自己回去巩固加练算法知识即可。回家后，孙玲大量刷题。最后，她总共花了两个月，参加60多场面试，拿到了EPAM Systems公司的offer。
而随着时间推移，孙玲愈发觉得那位面试官说得有道理。“沉淀下来”，是她度过2020低谷之年的一种方式。她逐步明白，人生并不是一直上扬的过程，会在巨大的随机性与不确定性之间摇摆反复，而“沉淀”至少代表着一种确定的状态，即使事物在沉淀前会历经下落。
盐湖城这份在大厂的工作，孙玲做得并不开心。美国疫情严重，她只有在家办公，在大雪天里与世隔绝，周末偶尔出门运动。她并不忌讳地说，自己在家工作和生活状态糟糕，孤独、低产、不健康。
低产的状态下，为了让日子不那么无聊，孙玲给自己找了一份兼职，用中英文教教孩子们学编程，学生都来自国内。对这份兼职，孙玲很上心。跟孩子们相处时她更开心，看着他们在自己的远程教导下敲击代码、获得即时反馈，一股成就感和满足感会涌来。
孙玲觉得，这也是在创造价值和意义。渐渐地，她开始想象，自己未来是否可以不做程序员，即使那意味着未知。“时间可线性，可周期，可螺旋，那就螺旋式成长吧，难的往往在后边。”她写道。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3期，点击文末封面图一键下单，文中刘睿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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