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鹏，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人，1973年生，东南大学毕业，硕士研究生，未婚。因职场频频受挫而选择流浪街头，人生从未有过“巅峰”。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再见陌生人
再次碰到他，已经是一年多以后的事了。
2019年1月29日，下午6点左右，太阳在西边的山脊上缓慢下沉。我再次来到家附近的公园散步。临近春节，很多人离开昆明回老家过年去了，近旁的一所职业院校也早已放假，公园冷冷清清。我顺着公园的步道行走着，傍晚的阳光温熙柔和。
我走得并不快，但还是跟上了前方一位身形魁伟的男士。随意侧身看一眼。这一看让我顿时愣住了——居然是他，真的是他。蓬乱的头发剪成了寸头，污花的脸洗干净了，深棕色外套，蓝色裤子，脚穿一双军绿色“解放鞋”，正悠闲慢步。尽管整个人看起来仍显颓废，但相较早前我见到的他，干净整洁得多，脸上也有了几分光彩。他鼻梁上的眼镜还是以前那副，模糊的镜片背后，眼神依旧模糊迷离，藏着猜不透的秘密。
“你好，你就是那位……吧？”我很唐突地问。
实际我们并不认识，此前也从未说过一句话。2017年下半年，我时常在清晨来到这个公园，时常见到他，好奇地注视他，但他从未留意过我。那时候，公园里早锻炼的人很多，来来往往的行人眼中，蓬头垢面满身脏污的他，就是个流浪汉，人们对其唯恐避之不及。然而，就那么时常与之碰面，看他，他竟也像个老友，在我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
他很谦和地咧嘴笑笑，露出缺了个口子的上牙，肯定回答：“是的。”未对陌生人的搭讪表现出半点警惕和防范。他说话不紧不慢，稳重、平和。感觉有些许木讷，迟滞。但他绝非人们日常所见那种目光无神、痴痴癫癫、语无伦次的"傻子"或“疯子”。他身高1米75左右，体型健壮，头发花白如霜。单看外形，很难判断其实际年龄，应介于45至60岁之间。
原以为像他这样的流浪者，总有许多“不能说的秘密”，早已在心里筑起一道坚固的“防护栏”。让我颇为讶异的是，他有一种孩童般的真诚和直率。对我提出的各种问题，都非常认真地回答，没有一点迟疑，也看不出想要掩饰什么。
他的思维和话语是清晰的，至少在我们聊天时是这样。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应存在于性格方面，我无法探寻的内心深处。他略显自卑，爱低着头，但言语中时时闪现出不凡的智识。很显然，他受过良好教育。现在他是一名流浪者，再过几天就是农历新年了，他的日子一如平常。昆明春来早，大地万象更新，可他依旧萎靡颓唐。
他的出身、学历、家庭……与他目前的生活状态形成极大反差，让人不解。他激起我更多的好奇，后来又数次找到他。
“这几年说的话全部加起来，都没有这两天跟你说的多。”春节前的某个下午，一个多小时的长聊后，他如是说。
他说他没有固定朋友，偶尔能一起说话的，多是在公园或老年活动中心碰到的下棋的对手。他棋艺高超，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头儿，常被他杀得七零八落，投子认输大学生职场受挫，那是他最自信最得意的时候。
他也有表达的欲望，但流浪者与普通人之间，终究隔一道藩篱，作为世人眼中失败而落魄的形象，极少有人愿意倾听他们说话；他们也实在没什么人生经验或精彩故事可以与人分享， 他们的人生哲学不为主流人群所理解、接受。 大部分时间，他们自我封闭，自寻其乐，逐渐养成不爱说话的习惯。
“没有人说话，我就跟宇宙交流。”他的QQ昵称为“自然之子”，QQ空间内，偶有照片发布，镜头多半对着天空，辽阔而空虚，将照片放大，能看到不起眼的飞机飞过天际，亦或上午尚未消逝的残月。一些易被“常人”忽视的事物细节，吸引着他专注的目光。
孤寂的流浪者
时间回到2017年，初见他时。
那期间，常见他坐在公园的同一张长椅上，头发蓬乱，衣衫不整，脸似乎较长时间没洗了，戴一副金属框眼镜，身子斜倚在椅背上，低着头，手持一部iPad很专注地不知在看什么。他一直在这张椅子上，很少变换姿势，像谁摆放在椅子上的、一件陈旧的雕塑。只有iPad的扬声器里不断发出嘈杂的声音。他并不关心那些从他身旁走过的人，路人则对其投以异样的目光。
他看起来像个正在深度思考的思想者，身上散发出一种文化人气质，那是褴褛的衣衫掩盖不住的光芒。这必定是个有着特殊经历的流浪者，我心想。
他很知趣地与周围人保持着一定距离，安然自处。我猜他可能以公园为家，晚上就睡在这张椅子上，不然怎么大清早就出现在这里。只是他去哪里给iPad充电？怎么他手中的iPad时时有电？他在电脑上看什么？
2017年入冬后，包括2018年一整年， 我还是常来这个公园，再没见到过他。昆明有时候也很冷，他怎么捱过冬天，会不会在某个寒冷的冬夜冻毙于街头。网络上不是偶有这样的“新闻”么。一个流浪者的生死，谁会真正在意。想到这，不由生出几分悲悯来。
“虽然现在已经是太空时代， 人类可以搭乘太空船到月球，但却没办法看穿每个人心里的宇宙。 ”
这是电影《大佛普拉斯》中的一句旁白。2018年，我在看这部电影时，又想起曾在公园见到的“他”，竟一时分不清是电影还是现实。他还好吗？
《大佛普拉斯》中有也个名叫释迦的流浪儿，“3年前来到这个村里”，住在一个废弃的海防哨所内，像谜一样，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就连他唯一的朋友、捡破烂的肚财， 也只知道他要听着海浪的声音才能入睡。
离周围人很远，离“世界”很近
他仍然活得好好的，状态还更好了。让人感到欣慰。
他的上衣口袋内，有个声音在絮絮叨叨说话，说的是英文。他说那是BBC广播，手机播放的。现在他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听BBC，了解世界各地的人在干什么，保持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并学英文。
“美国指控华为偷窃竞争对手测试手机的机器人技术；委内瑞拉反对派要进行自由选举，马杜罗把反对派领导人的财产冻结了；沙特每年有几百个女人往外跑，因为那儿很不自由，她们在哪儿居住、学习和旅游，都要征得父亲、丈夫、兄弟甚至儿子的同意；最近澳大利亚有的地方很热，气温达到50℃，某地启用了一座2011年建成的海水淡化厂……”
他离周围人很远，离“世界”却很近。
“听BBC始于大学期间，”他说，“最近几年听得比较多，用心听的时间，也有一万个小时了。”以前用收音机听，2015年花2000多块买了一部iPad mini，2017年在这个公园听了大半年，固定坐同一张椅子，因为那里可以蹭到某个单位的免费Wi-Fi。
今年9月3号，他在租住的房里睡觉，有人撬锁进来偷走了他的iPad、 一张西南林大的饭卡和一张公交卡，还将他的裤子扔到窗户外。iPad已值不了几个钱，却是“家徒四壁”的他最贵重的物件。
现在他用来听广播的华为手机，是捡来的。
可能BBC官方也想象不到，在中国西南高原，一座叫昆明的城市，有个忠实的流浪听者，不分白天黑夜听着他们的广播，像依赖粮食、空气和水。
他在昆明主城西北部岗头山下的村子里租有一间房子，但只要夜间不太冷，风不大，他更喜欢呆在公园，“躺着或坐着听，夜间听更安静，更爽，听进去了，也感觉不到冷。就像跳交谊舞，人少时，更能沉浸在音乐里。”
天晴时，他就到户外找个地方躺着晒太阳，“拼命”吸收热量。他说自己夜间睡觉打鼾比较厉害，睡眠质量差，白天反而睡得更好。睡着时，广播也不曾关停过。
他自言英语听力水平“已经像听母语一样，比很多英语专业的人都好。”90年代初在南京上大学时，他经常跑到图书馆阅读英文报纸。那是他英语长足进步的时期。
“也不是所有单词都认识，刚开始也是连猜带蒙，但语言是有逻辑的，可以通过说话的逻辑和环境来判断词意，只要你认真，专心进入，跟谈恋爱一样，心里就装着她，带着好奇心，都能学好。”
2017年，我们“相遇”那一阵，他过得比较窘迫，身体也不大好，高血压，经常头晕，想到孤身在外境遇难测，突然有了一种紧迫感，加强了英文学习。大半年时间，每天起早摸黑，就为听BBC。
“那时候脸比较花，也懒得洗衣服。”他说，某次，他到四十三医院旁的一家理发店理发，老板直言不讳地怼他：“你是个流浪汉。”
流浪汉！
终于有人愿意当他的面说出这3个字，此前旁人都只用目光表达差不多的含义。他知道流浪汉意味着什么，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是个流浪汉，毕竟他还租有一间房子，每天仍在努力学习，形象也没那么糟糕。他认为自己只是选择了与别人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理发店老板就像那个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他没觉得尊严扫地，没感到不快，而是接受了自己“的确像个流浪汉”这个新的事实，向老板竖起大拇指：“你说得很对。”
没有“巅峰”的人生
“我的英语很快就能发挥作用。”他说，希望未来可以找到一份与此相关的工作，不过他也坦陈，自己早已对工作失去兴趣，十几年没上班了。
“上班时经被公司开除，或者公司找各种理由延长我的试用期，觉得不太公平，就自己辞职不干了，后来慢慢对工作失去兴趣。”
在公司需懂得跟人打交道，处理好人际关系，但他“不谙世事”，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如何搞定领导。离开学校走入社会，他做得最长的一份工作，是在深圳宏碁电脑公司，干了两年。
2003年，他读硕士时的同学、才刚进入腾讯公司的丁珂，想把他介绍到腾讯，但他未通过面试。“那时腾讯规模还不大，当时我进去的话，干到现在，也算个元老了。”而丁珂，现在是腾讯副总裁。
深圳4年，而后厦门4年，北京、天津等地，他也待过，许多同学和老师都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他的人生却一直在下滑，从未有过“巅峰”。30岁以后，再没做过一份稳定一年以上的工作，渐渐已无力养活自己。他曾在厦门捡瓶子卖，弟弟知道后十分震惊恼火：你一个研究生，去跟捡瓶子的人竞争，还要不要一点脸面？此后，他再没捡了，靠家人接济度日。
2009年，他回内蒙考了个造价工程师证，证押在舅舅的造价工程师事务所，舅舅每年给他一点生活费。近两年这笔钱没了，弟弟和母亲接着供养他。母亲是事业单位退休职工，弟弟是普通职员，收入并不高。
“不工作最大的损失是失去自由，没有工作，就没有钱，不能吃想吃的东西，去想去的地方。”他说，至今他从未正儿八经谈过一场恋爱，尚未将婚姻问题纳入议事日程。“这些年花在女人身上的钱不到1万元。”
他不喜欢与人交往，认为“交往不是必须的，还不如听BBC。”甚至与家人相处他也感觉到困难，“包括我弟我妈，有时候我几个意思，他们一个意思也理解不了。”
我更愿意相信，他所谓的“不喜欢与人交往”，实则是失去了“交往的自由”，现实将他牢牢挤压在一个狭窄的空间内。
2014年，大学同学毕业20周年聚会，他是班上失联的两名同学之一，同学们找他，破费了些周折，他以身体不适为由没去参加，但同学给他寄来一件聚会纪念T恤。他加进了班级微信群，极少在群里说话。
去年9月，iPad丢失，家人联系不上他，着急了，母亲和二弟从内蒙跑来昆明，找到他。10月份他们去了阿联酋和塞尔维亚，玩了一二十天。他记得在迪拜和贝尔格莱德的所有旅行细节，包括哪顿饭吃了什么，花了多少钱，为此津津乐道。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出国，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新鲜刺激。
旅行回来，他回了一趟内蒙，但只在家中短时停留，春节前，又一路坐着火车回到昆明。“我对过年没什么概念。”他说，他对所有节假日都没有概念，他生命中没有一个需要特别庆祝或纪念的日子。
但有时他也会在节日中感到孤寂。
“除夕夜，9点多钟，我从龙江公园坐公交车回住处，从上车到下车，穿越大半个城市，车上就只有我一个乘客，气氛跟往常很不一样，突然感觉有些落寞。”一个人回到冷清的出租屋，外面鞭炮声不断，空中不时腾起焰火，吵得他无法入睡，故乡的一些节日片段，在他脑际闪过。他记得小时候他和弟弟跑几公里远去看元宵灯会的情景：“街上挂满了灯笼，还有很多人在踩高跷。”
青春的鹅蛋
他叫程鹏，生于1973年，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人，未婚，兄弟4人中排行老大，父亲以“鹏”为其起名，寄寓了殷切期望。
“两岁就能背诵卖炭翁、石壕吏，数学物理早早就入门了。”他对自己的智商极为自信。
1990年高考，偏科的他，靠数学物理取得的高分，超过重点线，考入东南大学运用物理系，1994年本科毕业，考取甘肃工业大学（现兰州理工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兰州读研期间，发生了一件对他影响至深的事：滑冰时将左脚摔伤，休学了一段时间，拖到1998年才毕业。至今他左脚裸处仍可见醒目的锯齿状疤痕。
硕士毕业后他跑到深圳谋职，发展得并不顺。工作上处处碰壁，增加了他的的挫败感，他变得有些消沉。
“身体总感觉不爽，对工作没兴趣。”他说，更多问题来自性格方面，他自卑，散漫，想法独特，融不进人群。后来长期工作不稳定，四处流浪，风餐露宿，身体和精神状态愈趋下滑。
“我跟我妈我弟说，我10多年身体不好的原因，可能就是没有工作，没有性生活。如果有正常的工作和性生活，肯定对生活充满希望，给哪个老板干或者自己当老板都会很努力：早上太阳出来了，迎着太阳出门，去做一些事，见几个客户，见见女人。身体不是特别舒服，这个欲望就很低。”
他在网上查到鼾症严重的原因：性欲减退，体重增加，返流性食道炎。这些症状他都符合。
他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取得了较高的学历，但他后来的人生，恐怕并非父亲所期待的“成果”。至今既没“立业”，也未成家。
“我不是特别迫切的需要成家，结婚也可，不结也可。”他说。他的一个弟弟，2005年去了美国，走时也说这辈子都不会结婚。
婚姻需要物质条件，他没钱没工作，看不见未来，看起来有些“无能为力”了。
他说自己从未正式恋爱过，只在初三和大学期间暗恋过两名女生。
关于青春和爱情，他也有着美好记忆。大学期间，某次生日，班上一名来自广东的女生送给他一枚煮熟的鹅蛋，大大的，他舍不得吃，带在身边珍藏了十几年，即便四处流浪，居无定所，许多东西丢失，这枚鹅蛋都一直在。
后来鹅蛋还是在他离开厦门时弄丢了。
“当时这名女生应该是喜欢我（也可能是一种错觉），记得有一次到郊外玩，她说能不能挽着我的手，我说可以。我们正走着，看到其他同学，我把她的手甩开了。当时我暗恋着班上另一名女生。”
他们班总共也就两名女生。
多年以后，已40多岁，落魄的他，在昆明的某个公园内，想起给这名广东女同学打个电话，欲讲讲关于鹅蛋的故事，但电话拨通后两人没说几句就中断了，“可能是信号不好吧。”他说。
故事终究没有讲完。
怨念
他很少提及自己的父亲，即便提到，也带着怨言，他不喜欢回家，对家人言语冷淡，似有解不开的心结缠绕，让他无法释怀。
“回去，没啥意义呀，家里没什么东西吸引我，我父母整天愁眉苦脸的。”他也很少往家里打电话，平时都是弟弟通过QQ联系他，“打电话？那不是浪费时间吗？我听听BBC还能有所长进。”
都说子不嫌母丑，他却“不介意”拿父母的长相说事，“我爸丑，我妈长得也不行。我小时候也长得丑，越大越好看，我们长得比他们强一些。这就是进化。”
说到父亲，他难有一句赞誉之词，甚至表现出怨恨的情绪，“他是个极度自卑的人。”
他说：“我爸老家山西忻县，还没出生他爸就死了，母亲后来改嫁，他从小没什么温暖，上高小就住校，什么都靠他自己，后来通过努力考上大学，毕业后有了一份工作，找到我妈结婚。”
“小时候，我父母关系不好，天天吵架，我爸不舒服就打我，我是兄长，别的都太小，他就爱打我。若不是要吃饭，早就出去流浪去了。”自信心被挫伤，他也曾像父亲一样自卑，长大后，才觉得自卑没用，人都要靠自己，“要活得有温度。”
“父母关系是否影响到你们后来的婚恋观？”
“肯定会有一些，但我弟是怎么想我，没有具体聊过。”
童年阴影，及放不下的怨念，必然一定程度影响他的性格。他像一面布满灰尘的镜子，照见亲人模糊的轮廓。
我说想写写他，他说可以，但当我提出想跟他家人联系时，他有些为难了，这是少有的会让他感到为难的事，我没再勉强。
我还是走不进他心里的宇宙。
但他总给人一种强烈的真实感，真实到你会为自己怀疑他的念头感到愧疚。
2月28日晚，我有点强人所难地一定要去他的住处看看，实为解开心中的某些疑惑。当疑问得到证实，我顿感面红耳热。某一刻，他给我带来极大的心灵震动，他的内心比许多鄙夷他的路人的内心纯净。
因为一无所有，他并不担心失去什么，反而过得安然自在。他也不需要掩饰什么，没有那么多谎言。他并不在意旁人的冷眼和非议，认为“那是他们自己累。”
夜宴
2月28日晚，7点多钟，日新路龙江公园。夜幕笼罩，树影稠密。江边的一块空地上，响起绵软的舞曲，都是流行于八九十年代的歌，譬如《十五的月亮》，《呼伦贝尔大草原》，好像还有邓丽君的。
一二十名男男女女，在乐曲声中翩然起舞。男的多半五六十岁，女的稍年轻一些，但也在四五十岁之间，大约都是空虚之人。他们勾肩搭背地跳着，轻声耳语着，沉醉在绵软的音乐与朦胧的夜色中。空气有些暧昧。那些业已消失于时代和街角的歌舞厅，竟在公园的空地上得到异化延续。
“交谊舞最大的意义，就在于音乐和性。”程鹏站在舞场外围，阐述他对交谊舞的理解。或许别人并不这么看。
音乐一直在单调地重复，但他听得入迷。他说音乐和舞蹈是相通的，理解了音乐大学生职场受挫，舞自然跳得好。“为什么许多人尤其女人，跳舞时身体总是特别僵硬，因为她们心里想着别的东西，没有音乐。”
对音乐更深层次的理解，让他练就了傲视“群芳”的娴熟舞步。
跳交谊舞，是他融入群体，接触异性最适当的场合。他跳舞时欢颜笑语，脚步轻灵，特别像个常人。尽管多数时间他只是站在舞场边静静的看，静静的听，但他不会错过这一场场令他心醉神迷的“夜宴”，每晚7点半开始9点半结束，他雷打不动地看完。
曲终人散，他能赶上最后一趟110路公交车，从城市的西南部，赶回城市的西北部。路上车水马龙，车窗外霓虹闪烁，街面行人匆匆，楼宇内万家灯火。那是他“看不见的城市”。
中途需在篆塘转乘K2路公交。在站台等车时，旁人总用奇怪的眼神打量他，他反倒落落大方，表情平静。他说他已经习惯了，普通人看他不正常，他看普通人同样不正常。
“很多人崇拜金钱却对知识和技能不重视，天天混日子，把大好的时间浪费掉。我这样天天学习，琢磨物理啦，外语啦，还算上进的。我的问题是太不实际，没有自己养活自己，到现在还靠老妈管着。一个人要有物质基础才能发展，我没有做到。”
在普吉下车，还要步行一两公里才能到达岗头山下他租住的村子。这里是城市的最边缘。他没有选择灯光明亮的大路，而是走入一条水渠边的黢黑小路，路旁是田园，有一些看不清的蔬菜在生长，能闻到泥土的味道，深蓝的天空下，山峦的暗影谜一般沉默。多少个夜晚，他就在这条水渠边独自行走，目光穿过深邃的黑夜，看见繁星点点。
他租住在一栋农民出租房的一楼，10来平米的房间，200块一个月，里面是不忍直视的乱，显示他生活自理能力欠缺，难怪他晚上睡眠不好，更喜欢白天到公园“补觉”。公园里任何一块草地，任何一张凳子，椅子，都比这儿舒适得多。坚持拥有一个固定的住处，许是源于对“家”的执念吧。
窗外是一片开阔的菜地。他说，能一眼看到菜地是他选择租住在这里的原因之一。他喜欢开阔的地方，喜欢阿联酋沙漠腹地的开阔，喜欢厦门岛四面环海的开阔，喜欢锡林郭勒大草原一望无际的开阔。若不是爱跳舞爱下棋，他可能会去乡下住。
然而他的生存空间竟是如此狭窄。
（程鹏为化名）
